揭露人性丑恶的五大心理实验

心理学家认为，当你触及他人思想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，因为你永远也无法肯定你将会发现些什么。多年以来，就这一课题的大量心理实验已经得出了惊人的结论。
　　请注意，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那些间歇性精神病患者;事实上，我们所说的正是您。以下这些实验的结果将不言自明：
　　实验五、阿希的从众实验(1953年)
　　实验步骤：心理学者阿什(Solomon Asch)曾作了一系列用以验证从众效应的研究，其实验结果可令所有读到它的人都为之沮丧不已。
　　受试者们被告知，他们将与另一部分人一同参与某项视力测试，随后将出示一些图片，并要求各自回答一些十分容易和显见的问题。这个测试的陷阱在于，除受试者本人之外，房间里还有其他实验合作者共同进行这一测试，他们将按照要求给出显然错误的答案。那么，在大多数人都犯了再明白不过的弱智错误时，受试者会与其他人给出不同的结果么?
　　他们所需做的仅是指出右侧中的哪一条线段与左侧的线段等长。你看，阿什所提的问题远未达到什么设计下一代空间站的那种难度。说实在话，一个能在这种类似线段长度的问题上答错的人，除非是你当天早上服用了两个剂量的迷幻药，还把它擦在了眼球上(当然这将会引发其他更为可怕的“试验”，我们略过不谈)。
　　然而遗憾的是，当看到参与测试的其他三个人给出错误的回答时，32%的受试者也给出同样错误的答案，即使线段长度的差别达到几个英寸也依然如此。三人成虎的谚语无疑得到了验证。
　　结果分析：试想一下，当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那么黑白分明、显而易见的时候，这个32%的比例将会上升到多少。即使我们没听懂一个笑话，我们也更愿意跟着大多数人一起笑起来;当我们发现自己不被大多数人认可时，我们更倾向于怀疑自己的观点。小学时我们所经历过的同龄人的竞争压力和“勇敢地做你自己”之类的鼓励，仿佛都不知所踪。
　　“嗯，我应该是一个叛经离道的独行者，这样挺好。”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总是这样说。当然，也同样是我们当中的每个人，下一步的举动就是观察其他“独行者”所做的事……
　　……然后，确保自己与他们所做的完全一致而不相违背。
　　实验四、好撒马利亚人实验
　　实验步骤：如果你没有听过“好撒马利亚人”(the Good Samaritan)这一《圣经》故事，在此可以简要介绍如下：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而身受重伤、躺在路边，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，惟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隔阂，动了善心帮助了他，故事借以表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非身份。因此，心理学家约翰·达利(John Darley)和C·丹尼尔·巴特森(C。 Daniel Batson)希望对宗教信仰在助人行为上的影响进行测试。
　　他们的受试者是一组神学院学生，其中的一半给予“好撒马利亚人”的故事并要求他们在另一所神学院里布道，另一半则要求在同一地点对就业机会的问题进行布道。
　　作为额外的变量参照，受试者被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内到达布道的地点，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路上会显得匆忙。
　　同时，在到达指定地点的途中，受试者将会经过一个瘫倒在小巷中的路人，看上去急需帮助。我们可能会认为达利与巴特森仅是就一些助人的随机现象作测试，但研究资料表明这位可怜的路人是事先安排好的，并且表现得十分逼真。
　　实验结果：相比那些准备演讲就业机会问题的学生，被给予“好撒马利亚人”故事的学生并没有因为寓言的教育意义而更多地伸出援手。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竟然是他们在路上究竟有多匆忙。
　　事实上，假如时间紧迫，仅有10%的学生会停下来提供援助，即使他们即将布道的话题是停下来给予援助是多么地重要。然而平心而论，如果你在课上迟到了，教授会相信“路上我不得不停下来帮助一个受伤的旅客”的借口么?很可能不会，除非你能出示那个人沾满鲜血的衬衫作为证据。
　　结果分析：正如我们喜欢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，一个反同性恋的男议员可能被发现与一名男子共浴爱河，呼吁环保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(Al Gore)可能拥有一所能耗不菲的宅第……
　　……而事实上，我们这些普通的民众与政客一样伪善。毕竟，与面对一个浑身散发恶臭甚至淌着鲜血的流浪汉相比，面对一众听者高谈阔论应该帮助陌生人显然更加容易。因此，即使指出他们的虚伪也是一种虚伪。
　　假如你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仅限于伪善的神学院学生，那么请看看新闻。还记得数年前，照相机拍下至少12辆车拒绝搭载躺在路边的受伤女子那一幕么?
　　也正如这些学生那样，他们总会有感到迫不得已的地方。司机或许还感到庆幸，因为自己仅仅是拐个弯路过她，而不是像车祸惨剧中那样压扁她。
　　实验三、旁观者冷漠实验
　　实验步骤：在1964年的一起女子谋杀事件中，新闻报道称，有38个人亲眼目睹或者听见案件的发生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约翰·达利(John Darley)和比伯·拉坦纳(Bibb Latane)希望通过研究验证，当人处于群体环境中时，是否就不愿意施以援手。
　　这两位心理学家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参与了试验。他们告诉受试者，鉴于会谈可能涉及极 其私人化的内容(诸如讨论生殖器的大小之类的话题)，因此每个人将被分隔在不同的房间，仅使用对讲机来相互沟通。
　　在会谈中，一名参与人员将假装突然病发，当然这可被其他受试者所听见。我们并不完全确定此通话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是对方发病，但我们确保诸如“噢我的癫痫发作了”之类的话将被受试者听到。
　　实验结果：当受试者认为除发病者外，他们是参与讨论的唯一一人，85%的人会在对方假装病发时自告奋勇地离开房间去寻求帮助。与另一个人进行一次非常私人化的会谈(再次强调，很可能提及生殖器官大小等问题)已属十分不易，相比之下，假如在剩下的时间里被迫一个人自言自语仅仅是可悲而已。但不管怎样，有85%的人愿意帮助;这一结果还不错，不是么?
　　但实验还没有结束。当实验环境发生转变，受试者认为还有另外四个人参与讨论时，只有31%的人在对方发病后寻求帮助，剩下的受试者猜测会有其他什么人去照顾此人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“多多益善”这种词汇失去了其真意，更正确的表述应该是“多多益死”(人愈多的情况下，就有愈高的概率死于发病)。
　　结果分析：由此推及，在紧急情况下，假如你是当事人身边的唯一一个人，你参与援助的动力将大大增加，你将感觉到对此事具有100%的责任。然而，当你仅是10个人中的一个时，你将只感到10%的责任;问题在于，其他每个人也只感到10%的责任。
　　这便给我们之前的例子提供了解释。假如受伤的女子躺在荒无人烟的高速公路旁，原本视若无睹的司机可能更愿意停下来帮忙。题外话，当然他们也可能更愿意弃之不顾，因为他们知道无人在旁监督(这与本实验的受试者不同，因为至少受试者知道有人在记录和分析他们的举止)。
　　又或许，这个问题也可被归结于我们能为自己找到借口的合理性。我们会说，“显然，这条道上总会有人路过去救她的”。抑或，“显然，保护环境总会有人去做些什么的”或者“显然，鲨鱼总会饱的，所以到某个程度就不会吃他的”。我们只是需要为自己的不作为找一丁点的借口而已。
　　实验二、斯坦福监狱(1973年)
　　实验步骤：心理学家菲利普·津巴多(Philip Zimbardo)希望研究监狱生活如何影响其中的警察与囚犯。这听起来够愚蠢的;问题在于，那会有什么问题吗
　　津巴多将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改建成了一个模拟监狱。仅通过报纸广告而来的志愿者均通过了身体健康和心理稳定测试，这些测试在筛选监狱实验的受试者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。这些受试者都是男性的大学生，被随机分布12名狱警和12名囚犯。津巴多自己也希望参与到实验中去，并且自己任命自己为监狱总监。此模拟监狱的实验仅仅持续了两周。
　　是的，关于这一点绝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　　实验结果：每个受试者都花费了一天左右的时间来适应这种生活，并开始变得疯狂。仅到第二天，囚犯便在这个人为设立的监狱里发起了暴乱，用床铺在牢房里设立障碍并讥笑狱警们。看到这一情形，狱警仿佛找到了向囚犯开火(事实上使用灭火器替代)的绝佳借口，嘿，见鬼的为什么不这么干
　　至此开始，斯坦福监狱已经真的见鬼了，在这一地狱里日复一日地上演暴乱。一些狱警开始逼迫囚犯裸睡在水泥地上，并以限制浴室的使用作为特权(常常被剥夺的特权)相威胁。他们强迫囚犯做羞辱性的训练，并用双手去清洁马桶。
　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当“囚犯”被告知他们有机会被假释、但假释申请又被驳回的情况下，他们并没有简单地要求终止这见鬼的实验。请记住，他们绝对没有因法律上的原因而被监禁，这仅仅是一个角色扮演的实验。这意味着，他们将继续赤身裸体地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，头上套着袋子。
　　有50名以上的非实验人员参与观察和关注这一监狱，然而道德的审判却从未遭到质疑，直到津巴多的女友克里丝蒂娜·马丝拉(Christina Maslach)提出强烈抗议。仅在此后6天，津巴多便终止了这一实验(几位“狱警”对此表示失望)。如果你想要称赞巴丝拉是这一见鬼实验中唯一一位理智的人的话，那么你还应该知道的是，后来她便嫁给了策划这一实验的津巴多。
　　结果分析：这一结果表明，扮演囚犯的角色预谋造反，扮演狱警的角色则开始变得具有暴力倾向。难道说是因为扮演被暴动折磨的狱警们都是混账，不问情由地把人随意摆布吗?科学研究表明，假如角色互换，你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。
　　正如它所验证的那样，这通常是出于对方反击的恐惧使得我们对我们的人类同胞百般折磨。当我们比某些人拥有绝对权力或来自上级的空头支票时，阿布格莱布监狱(译者注：虐俘丑闻，某些囚犯曾被迫要求裸身堆叠成金字塔状)光突突的“金字塔”都会恪遵。呵呵，假如这是在一伙越战时期的嬉皮士大学生，那么这绝对会见鬼地发生在你的身上。
　　实验一、米尔格伦实验(1961年)
　　实验步骤：当屠杀犹太人的纳粹追随者在纽伦堡审判中遭到起诉时，许多被告的辩护似乎围绕着“我 不是真正的凶手”这样的论点，认为“事实上，我只是单纯服从命令”。因此，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尔格伦(Stanley Milgram)希望就受试者对权威人物下达命令的服从意愿进行测试。或许你会以为，他只是向受试者询问?噢，那可不行;那还不够残忍。
　　与你所想象的不同，在米尔格伦所组织的实验中，受试者被告知将扮演“老师”的角色，所要做的是给隔壁房间的另一名受试者进行记忆力测试。事实上“另一名受试者”是由实验人员假冒的，这一切只是米尔格伦布置的一场局。
　　受试者还被告知，只要对方给出了错误的答案，他将按下一个按钮，控制器将使隔壁的“学生”受到电击。此外，一名身穿实验室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将在旁边作指导和监督(必须指出的是，并没有真正的电击发生，当然受试者并不知道这一情况)。
　　受试者相信，电击以45伏特开始，一旦作答错误，电压值将随之提升。受试者每次按下按钮，“学生”将在隔壁房间发出尖叫声，请求受试者停止测试。
　　那么，你可以预测一下实验将如何进行下去么
　　实验结果：在实验进行到某一程度(如电击330伏特)时，许多受试者表示开始感到不舒服，并质疑是否继续实验。然而，穿实验室工作服的工作员对每一次的暂停请求都鼓励他们继续。在得到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保证后，大多数的受试者都选择了继续，提升电击电压，给予受害者一次又一次的电击。一些受试者则在听到“学生”的尖叫声后紧张得笑了出来;因为当电流传向另一个人的躯体却无能为力时，恐怕笑是最好的良药。
　　最终，隔壁的“学生”会开始痛苦地敲打墙壁，恳求检查自己的心脏状况。在电击继续提升后，来自“学生”房间的声音将突然消失，以暗示他已经死去或者失去知觉。假如你必须给出猜测，此后有多大比例的受试者将会继续给予电击呢
　　5%?10%?
　　在“学生”可能已经陷入昏迷或者死亡的情况下，约61%至66%的受试者选择继续实验，直到电击达到最大电压450伏特。重复的实验研究表明了同一的结果：只要实验室里的那名工作人员认为没有问题，受试者将无意识地对一个无辜的陌生人施加痛苦。
　　大多数受试者在电击达到300伏特之前都不会提出质疑或反对，0%的受试者在此前要求停止实验(请注意，在某些情况下100伏特的电压就足以使人丧命)。
　　结果分析：你可能更乐于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思想的捍卫者，但是归根结底，关键还是在于“那个人”的想法是否足以令你坚持，这是源于身后的“那个人”总会令你坚持那些想法，即使那只是一个身穿实验室工作服的人——试想假如他身穿着制服或者佩戴着徽章将会如何。
　　查尔斯·谢里丹(Charles Sheridan)和理查德·金(Richard King)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实验，但对受试者的要求变为，一旦某只幼犬做出不当举止即给予电击。与米尔格伦实验不同的是，这种电击是真实的。实验结果表明，26名受试者中有20位达到了最高电压值。
　　几乎高达80%。请想象一下，当你漫步在购物中心时——你周围有80%的人都愿意对一只小狗施以极端酷刑，只要一个穿着实验室工作服的人要求他们这样做